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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先生
老邱44岁，从来没有出过国。2002年他出差，从青岛飞回北京，飞机在高空遇到猛烈气流，翅膀乱颤，急速下坠几百米，这让他患上了飞行恐惧症，心想，怎么能把命交给这么一坨儿钢铁。自那以后，他再没有坐过飞机，他爱上自驾游，开着吉普跑遍了新疆、西藏。他的老同学早年移居日本，总让他去日本玩，老邱说他喜欢日本，那里的生活精致细腻。他打听去日本的船票，坐着邮轮置身大海好像比飞机更安全。他还喜欢足球，从1984年看过拉什的比赛之后，就是利物浦队的忠实球迷。“英国可能有很美的乡村景色吧。”他说，“不过，我还是害怕坐飞机，也许我能克服我的恐惧，真到有一天，有什么特别吸引我的事情让我非坐飞机不可，我估计我也能克服。”
老邱在2010年春天坐京九线火车前往香港，此行目的是在香港开一个户头。之前，他的一位朋友刚刚办理了香港移民，两人聊天，促发了老邱移民的念头。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需要坐飞机的地方暂时不予考虑，香港既然坐火车就能到，那就先去香港吧。办理此事的第一步是找一个靠谱的中介，由中介再介绍一家地下钱庄，老邱在香港开户，回到大陆，往地下钱庄的一个大陆户头打人民币，地下钱庄同时往他的香港户头打港币，交易完毕，地下钱庄的大陆户头立刻注销，服务优良，收费合理，地下钱庄这样的乾坤大挪移每天都在进行。老邱赶上了一趟末班车，当时香港法律规定，在香港办理投资移民需要650万港元，可投资金融债券或房地产。很快，门槛就上升到1000万港元，不得投资房地产，必须买金融债券。老邱在北京有三处房产，卖掉一处，去香港买了一个40多平方米的单位。第二次去香港，就是去看楼，然后去律师楼签署文件。这个小小的办公间，买卖合同的文件足有10厘米厚，一共73份，前71份文件记录着这块地从1893年以来的历次产权变迁，老邱要签署的是第72份，第73份是所有文件的清单。“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买卖参与到了历史当中，我看着合同里写着999年的权限，999年我不知道是什么概念，但那厚厚一沓文件记录的是100多年以来的产权，这让你非常踏实。”签约之后，老邱很快得到200万港元的租金收入，这个小单位他用不上，委托物业出租，租约7年。老邱喜欢香港的热闹繁华，那是有秩序的热闹繁华，这个长期租约带来的收入，让他移民香港的成本降低了30%，也让他对香港的未来稳定生活抱有信心。第三次去香港，是去入境处领取临时身份证，这个身份证要到7年之后才能换成香港的永久居留证件，到那时才可领取香港护照。老邱说：“到入境处是我第一次和香港警察打交道，一个小时就办完手续，领到了身份证，之前我去咱们的出入境管理局，给我老婆、孩子办港澳通行证，就要去两次，我以为我能给我老婆代办通行证，到那里又被告知不可以，总之，我原来和政府部门打交道，一直做好的心理准备就是去一次未必能办成事，至少要去两次才明白。”很快，老邱第四次去香港，拿到了房产证。
老邱一家人可以随时去香港了，但他们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就像是买了一份保险，好像也没什么用，没准你还会骂，卖保险的人都是骗子，可你没一份保险还真不踏实。”老邱并不打算让儿子去香港上学，他参观各种国外教育展，想把儿子送美国去读高中。两年前，他给儿子办“小升初”，给北京海淀区三所中学的三个中间人各送出5万元现金：“现在谁还送礼啊，都是送现金最方便，送出去之后，没有人能保证说收了你的钱就能办成，办不成也不会退给你。”最终还是办成了一个，会吹小号的儿子以特长生身份进入了一所好中学，然后是分班，快班、慢班、实验班的名号把学生分出了等级。那些快班的学生说：“老师，您留的作业太少了，我们不够。”老邱在家长会上听到老师这样吹嘘，不免疑惑，学生不爱写作业，这几乎是天性，违背天性的事拿来鼓吹，好像是教育的常态。但让他下决心把孩子送走，是因为一次篮球赛。“有一回，我们几个家长带着各自的儿子聚会，一起打了场三对三篮球，结果这帮孩子的身体还不如我们这几个40多岁的人，跑不动。这一下我觉得坏了，学习好不好，在慢班还是快班，我可以忽视，但天天写作业，没时间玩，没时间锻炼身体，我觉得太可怕了。我们小时候每天都能踢一场足球，每天都有时间玩。”那时老邱转了几个教育展，确定了一所美国的高中，每年的学费加生活费是5万美元左右。“不去看教育展还好，去看了，就会被传染，就会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来咨询的人摩肩接踵，好像每个家庭都要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不送出去就不行似的。我想让我的孩子在一个没有那么强烈的等级观念、没有什么竞争压力的环境下读书。”
老邱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中关村做生意，遵循游戏规则，没用几年就成为一个资产千万级别的小业主。他说：“我觉得，赚到钱只是我运气好，这钱来得快，我担心它去得也快，所以我该捐款就捐款，该给员工的保障都给，让大家都过得好一点儿。可那种不安全感始终伴随着我，咱们的税收制度设计得非常了不起，不查你，你没问题，一查你，你就有问题，你在政治上如果有什么吁求，他从经济上就能查出你的马脚。”不过，老邱这两天刚刚办完选民登记，他说他要尝尝投票的滋味。
刘太太和罗太太
刘太太的先生在一家国有投资银行工作，那里的雇员分成两类：“一类是我先生这样的，天天忙业务，另一类人不忙，就在公司里坐着，但有他们在，公司才会有业务。”我见到刘太太那天晚上，她和刚从英国回来探亲的罗太太在北京蓝色港湾一家酒吧闲聊，两位太太坐在一起，说的话又琐碎又家常。

罗太太结婚那年已经34岁，她的丈夫是一个美国人，两人的手续要在民政部门的涉外婚姻登记处完成。登记那天，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问罗女士：“这是你第一次结婚吗？”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工作人员感叹一句：“这么大岁数还能找个外国人，还找了个不错的呀。”罗女士说她当时脑子短路了，心想，是啊，30多岁了还能找到个不错的。随即意识到，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羞辱的意味。罗太太的闺蜜那一天和她一起去办结婚登记，闺蜜的那位美国丈夫年纪稍大，工作人员问：“你和他结婚，你家里人知道吗？你父母同意吗？”这位闺蜜已经30岁，不知道登记处的大姐为什么要这样问。罗太太带着一袋子喜糖，本想着办完登记手续，给工作人员送点儿喜糖，可几句问话之后，她那位略懂一点儿中文的美国丈夫对她说：“不要给他们糖，这袋糖我们带回去。”手续办完，罗太太及其闺蜜，连同她们的美国丈夫，两对新人在婚姻登记处门口合影，罗太太手中拎着那包没有送出去的喜糖。
说起8年前婚姻登记处的那一幕，罗太太问：“你说，哪种逻辑是正常的？婚姻登记处那几位大姐，她们以为嫁给一个外国人，就跟捡到个便宜似的，她们的处世逻辑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常规思维？是正常的想法？我们遇到自己合适的人，去登记结婚，觉得被羞辱了一番似的，我们是不是太脆弱、太敏感了？我们的逻辑是不是不正常啊？生活在中国，很多事情都变成这样，原本我们是正常的，结果变成不正常的；原本那些不正常的处世哲学，反而是社会的主流，这是让人别扭的地方。”
罗太太的孩子现在都7岁了，一家三口去年移民去了英国，这次是罗太太自己回国来玩。罗太太、刘太太凑在一起，说起孩子就有没完没了的话。罗太太说，到了伦敦，第一件事是给孩子找寄宿制学校，伦敦顶级的一个女子学校，校园里有宿舍，有湖水，常年和伊顿公学联谊，每年都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进入牛津、剑桥，一年的学费是3.3万英镑。刘太太听了就说，哎呀，我刚打听了北京一所私立中学，初中每年的学费是24万元，高中每年是27万元，这还不包括食宿，每天还是要回家吃饭，这样一算，你在北京上一所好的私立中学，还不如送孩子去伦敦上一所顶级的寄宿学校呢。她接着算账：“你在日本，吃一碗拉面，最便宜的500日元，配料最多、最贵的是1200日元，这都是那种纯手工、不加任何添加剂的好拉面啊，你再看看那个味千拉面的价格。在北京买房子，或者享受别的什么服务，那价格跟在国外差不了多少，所以，搬到国外去生活，成本上不一定高，可享受到的东西绝对要好很多。”
罗太太的孩子出生时，办了一本中国护照，母亲是中国人，自然可以办理中国护照，可父亲是美国人，又去美国大使馆给孩子领了一本美国护照，尽管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这一说，但小家伙有两本护照——那本空白的美国护照在中国没什么用，要想拿着它走出中国，必须去补办一张旅游证件，可这本美国护照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能用，这就是身份的吊诡处。刘太太对这些早有研究，她怀上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曾经详细探讨过这种可能——把孩子生在美国，让他领一本美国护照再回来。可随即打听到，父母双方都是中国人，抱着一个拿了美国护照的孩子回来，在海关多半会被羞辱一番：孩子那个美国护照不予承认，还是要去办个旅游证才能入关。刘太太的一位闺蜜曾经遭遇这样的麻烦，生了个孩子领了个美国护照，却发现在中国生活，那护照还不如一个北京户口好使，于是又去办理北京户口。户籍管理者说，那边注销美国护照，这边才能上北京户口，她去把美国护照注销了，可这边的北京户口还没能办好。刘太太是上海人，在北京生活，生孩子办理准生证等手续都要跑回上海原籍去办，户口这些事本来就够麻烦，不愿意再加上护照这个更麻烦的事情，所以踏踏实实把第二个孩子在祖国大陆生下来，一儿一女，按部就班地开始办理移民香港的手续。说起孩子的身份问题，罗太太那边又燃起怒火：“我怀孕的时候，就为我们家孩子的身份操心。我去出入境管理局咨询，到咨询处我就说，我和一个美国人结了婚，现在我怀孕了。那位警官没等我说完，就来了一句，你怀孕了去医院啊，找我们干嘛？我当时就急了，破口大骂。你说，我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良家妇女，只要跟咱们的政府部门、物业等服务部门打一回交道，我就能变成一个泼妇，这太他妈神奇了。”
刘太太的大女儿在北京一家私立幼儿园上学，每年学费8万多元，排队等着入园的孩子有100多位。幼儿园有一点点宗教背景，不接受赞助费，有班车，孩子穿成本10元左右的校服，避免任何生活条件的攀比。刘太太考察过好几家幼儿园，有些幼儿园硬件条件更为出色，但她害怕自己的闺女在那里呆上两年，就会变成一个“泼妇”。进了现在这个幼儿园，刘太太又担心自己的孩子未来和“主流社会”接不上轨：“现在这个幼儿园，总教育孩子，快乐是做正确事情的结果，快乐是要帮助别人。可有一次，我带着她在我们家楼下玩转椅，她抱的皮球掉了，她就去拣皮球，回来发现自己的座位被别人占了。这时候，旁边一个小孩子的皮球也掉了，那个小孩子的奶奶就占住座位说，你去拣球，奶奶给你占着座儿。我就不愿意以后我的孩子要去跟别人抢座儿，我还得给他占座儿。我宁愿把他送到英国去。我也不指望他能上牛津、剑桥，我就是希望他能回到我小时候那样子——上下学自己去，走几条马路就到学校，遇见陌生人也不害怕，不用家长去接，路上没那么多汽车，汽车知道避让行人，不用给老师送礼拍马屁，就这么简单。”
说话间，罗太太去了趟洗手间又转了回来，打量一下酒吧里消遣的一帮中年男子，小声说道：“听说现在国内又流行红酒加牛奶了？这种喝法真是新鲜啊，你要是在英国，听说国内流行红酒加牛奶，一定觉得这事情好笑，可你要是在国内，边上真有人喝红酒加牛奶，你就有点儿抓狂。所以咱们还是保持一点儿距离好，你说是不是？”我说：“是啊，可我真没听说哪里流行红酒加牛奶啊。”

小吕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的小吕，北京人，在南京大学学地质，到美国后攻读环境学的硕士。她上高中时，父母就想过让她出国，但当时小留学生的负面新闻过多，父母不放心她，让她先在国内念大学后再准备出国。父母很早就告诉她，要出国见世面。这条出国之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准备，从高考选择学校选择专业，到“大二”开始准备托福、GRE，一直都在一步一步实现一家人的理想——就是出国。小吕“大四”的时候申请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几所学校，被宾大一个硕士项目和英国帝国理工一个博士项目录取，硕士项目没有奖学金的，博士项目有，小吕家庭经济情况不错，一年大约30万到40万元人民币的学费和生活费对父母的生活没太大影响。“我爸妈说留学的钱从小就给我存好了，所以还是鼓励我来读硕士。他们不希望我读书读傻了，做个女博士嫁不出去，另一个担心是去读帝国理工未必能留在英国，就让我选择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硕士项目。我当时纠结了很久，最终还是听从了父母的安排，我觉得当初的选择是对的，我的性格不大适合做科研，还是找个工作安安稳稳的好。”
没来美国之前，小吕想，以后也许还是要回国工作，父母不会英语，她是独生女，想跟爸妈在一起，当时一家人还没想移民的事，都说中国经济情况很好，美国正是次贷危机。“我当时都想好了，去学两年环境，然后去NGO（非政府组织）实习，回来找一个NGO驻中国办公室的工作。师兄师姐都告诉我美国其实就是个大农村，特别没意思，还是国内好，吃的也好、玩的也多、朋友也多。后来我们大家想法就变了。”
宾大在费城，是美国东部一个比较有历史的城市。小吕刚到这里的时候也为费城的破旧纳闷，而后才发现这里的好处。“比如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发现美国大街上很多残疾人，就是坐着轮椅的那种，有的是半身不遂，有的是腿有问题，我开始还纳闷，觉得是不是美国残疾人比例高？后来渐渐就明白了，其实不是美国的残疾人比北京的多，而是北京的残疾人大多待在家里不能出门，出来很不方便。但是美国就不一样，比如我们学校的宿舍，我就发现我们那栋宿舍楼专门有一层是无障碍的，那层所有的门，包括楼道门和房间门，都有一个离地面大概一米左右的一个按钮，方便坐轮椅的同学开门。学校也有专门的班车可以免费接送不方便的同学去教室上课。任何地方的卫生间一定有一间是比较大、有扶手的无障碍卫生间。市里的公交车司机看到残疾人都会放下一个踏板，方便他们摇轮椅上车，车上有专门固定轮椅的地方。”接着小吕发现，原来美国的东西很便宜，衣服、鞋子的选择也多，而不大方便的地方是中国菜不好吃，工作效率低，去医院、去银行排队很慢。人工贵，家具自己装，电器坏了自己修，搬家也要自己搬。
“说到读书，我在美国、在国内上的都是还不错的大学，我觉得差距还是挺明显的。课的内容差不多，可能国内的老师还讲得更好点儿，但是国内大学有人格魅力的老师比美国这里要少很多。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几个老师还是挺可爱的，不过总归有那么几个老师或者什么党委书记，一张嘴就特别官腔，虚伪。我特别不喜欢。美国就少有这种老师，听美国老师讲课，你就能看出来他搞科研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啊！他就是爱地质！一上课终于有几个人能听听他研究的这点东西了，眼睛都发光啊。国内好多老师给人的感觉就是打一份工，虽然也很努力、很敬业，但是没有那么爱，还有些老师纯粹是把科研当赚钱的工具。我以后有孩子，大学我一定让他出国念，省得学一肚子世故虚伪。”
小吕说：“我对美国的看法，说起来挺老套的，就是自由和公平。自由就是在这里，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都可以得到理解。比如说，我要是一辈子不结婚，在美国面临的压力就比国内小。在美国，你愿意单身，不结婚，或者你愿意跟同性结婚都是你自己的事情，没人管。但是在国内，你说你不结婚，几乎所有的中年妇女都要对你施加压力，像个邪教似的。四十几岁不结婚，所有人都觉得你不正常。我一个师姐说，她的理想就是一边打工一边环游世界。她在国内跟别人说，别人都说你疯了，你应该干点正经事。但是在美国，所有人都说你这个想法非常好，你应该趁年轻快点去。公平，可能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包括残疾人和穷人的权利，包括别人的权利。我在国内听大家说不公平，主要的意思就是我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很少有人关心别人的权利。我刚来的时候第一次听说美国常春藤白人学生和黑人拉丁裔学生的入学申请是区别对待的，你的成绩不够好，但是有可能因为是拉丁裔就能进常春藤念书，我当时震惊了，我说这不公平啊！后来才慢慢发现美国的思维是，弱势群体的孩子成绩不好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努力，而是因为投入不够，所以要加大投入，给他们更多机会。这也让我更加理解什么是公平。”
小吕以往多次和父母去欧洲，到美国读书后，暑假的时候就去南美。“大致就一个体会，我去过的所有国家的人都活得比中国人轻松，中国人太累了。我觉得其实中国人和外国人比，是一些深层的不一样吧，我说不出来。”她到美国一个学期之后，父母开始考虑移民的事情了，其中一个原因是父亲身边的几个朋友都在谈论移民。对于移民，妈妈好像更热心一点儿，小吕的妈妈在民主党派做扶贫工作。“我妈妈说她觉得现在贫富差距太大了，社会矛盾已经很尖锐了，哪天矛盾激化，她一点儿也不会惊讶。后来开始唱‘红歌’，我妈说感觉那氛围有点吓人。虽然我觉得动荡不大可能，但是准备着也没什么不好。而且现在国内通货膨胀这么厉害，钱存在银行一直贬值，买的股票现在还套着，我觉得还不如拿来投资移民划算。还有就是我觉得在中国私有财产不大受保护，哪天万一真要强拆我们也没办法，所以还不如把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小吕爸爸的一个朋友，女儿在多伦多，一家人也要移民。“我去找她玩过，我发现加拿大真的很适合移民。我爸爸还有两个同学在多伦多，等那个叔叔也移民了，我想我爸爸妈妈过去之后，起码不会没有朋友。多伦多华人社区很大，中餐店又多又好吃，好多银行都有华人接待的，不会说英语问题也不大。房子我都看好了，在一个地铁终点站附近，有个很不错的社区，很多中餐、韩国菜，治安也好，房价也不贵。我想他们可能会无聊，没准开个小餐馆什么的吧，具体的还没想好。”
小吕说：“我和妈妈、爸爸基本上没有什么很难沟通的事情，我爸爸比较传统，也不善言辞，但是我妈妈是一个很新潮、有时候很天真的一个人。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妈妈从来没管过我什么早恋啊这些事情，也没逼着我学习。我问我妈，我要是一辈子不结婚，或者跟个女的结婚了你理解我么？我妈就说不结婚也没事，要是跟女的结婚了你别告诉我就完了。我觉得我爸妈还是非常好沟通的。最大的矛盾也就是叫我赶紧找对象啊、好好找工作什么的这些小事，大事上我们大家的思想还是很统一的。不过我妈不喜欢我批评时局，我妈说，这跟愤青一样没气质，而且有些事不必说，做就行了。”小吕知道，妈妈在“文革”的时候受过一点儿刺激，妈妈当时住在民主党派的院子里，经常能看到院子里的人被红卫兵逼疯了，或者是放学路过后海看到自杀者的尸体被捞上来，还有楼里有自杀的人，尸体被抬出来。“当时我外公关在九三学社的一个院子里，只有我妈和我姨两个女孩子在家，我妈说当时她们俩一个10岁、一个7岁，自己连饭都不会做，还成天有红卫兵闯进来抄家什么的，两个小孩吓坏了。我妈说那是她人生中最恐怖的10年。我妈妈也不是故意跟我说这些，就是我妈妈有点儿神经质，特别容易乱想。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是小时候吓着了，然后顺便说了这些事。我希望她能够健康、开朗，永远高兴。”
另外四个人
杰西卡，这是她在外企工作用的英文名，她先后在两家外企工作，第一家服务了10年，第二家服务至今也有6年了，这两家公司大名鼎鼎，在世界500强里都排在前50名。杰西卡2004年在美国总部工作了一年，把3岁的女儿送到当地幼儿园。入园第一天，还不懂英语的小闺女就参加了地震演习训练，加州属于地震多发地带，幼儿园和学校时常举行演习。每天早上，女儿到幼儿园之后，老师会带着孩子高声朗诵一句口号：“我们对待别人，不能用我们不喜欢别人对待我们的那种方式。”这个略微复杂一点儿的句子翻译过来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时，杰西卡的丈夫是以家属身份去美国的，每天接送孩子、买菜做饭的事情更多由他承担。工作期满，丈夫对“家庭妇男”的身份感到厌倦，一家人告别加州的明媚阳光，回到北京。在北京，夫妻二人都是“精英大白领”，每天忙忙碌碌。到2010年，国内忽然接连发生几起校园凶杀案，有杀手闯入小学杀害孩子，北京的小学骤然变得紧张起来，丈夫忽然跟杰西卡念叨，我们移民吧，去加拿大。这个目的地的选择没费什么时间，他们服务的都是美国公司，对北美最熟悉。加拿大的情况也相对简单——温哥华适宜居住，可要想找到合适的工作，多伦多的机会更多。从移民的念头萌发，到办完相关手续，杰西卡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其间还成功传染了一位上海同事，同样办理了移民加拿大的手续。现在，杰西卡一家三口等着加拿大的审批，一旦获批，就准备奔赴“新大陆”。她也有心情回顾这10多年的职场生涯：“我在美国总部工作那一年，发现那里是弹性工作制，很多人都是早上送孩子上学之后就到公司，这样下午4点多就能下班，回家去喂宠物，享受家庭生活，从来不加班。这种比较正常的工作状态，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跨国公司都把中国大陆当做最重要的市场，定下非常高的目标，我们这些职员就要贯彻执行，都跟着这个目标拼命，其后果就是人际关系的紧张和无法消除的焦虑感。我们这些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生的人，算是赶上了好时候，那就是外企在中国的黄金时期，收入高，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我们的目标就是升职、涨薪水，时不时能接到猎头公司的电话，告诉你又有一家大企业给出多少万的年薪。可现在‘80后’的年轻人进入公司，外企的黄金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就是很普通的打工者。现在，房价飞涨，要想过体面的生活并不容易，可上升渠道比以往更为狭窄，人际关系——那种内部和外部，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竞争，让你待在公司里极其紧张。”
杰西卡的这种紧张感也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她在美国考下了驾照，在中国却从来不开车。“我前两天带女儿出门，打出租车，出租车上的乘客要下来，我们要上去，后面过来一个奔驰跑车，一直就在按喇叭，我们上了车开走，那辆车还在后面跟着按喇叭。我就对司机说，不要回头，不要惹他，这时候我就想起北京那起‘英菲尼迪车祸案’——北大、清华毕业的夫妻俩，和我们一样是‘白领’，带着一对双胞胎女儿去看病，结果被后面的车给撞了。还想起最近看到的新闻，说有些‘少爷’，车里都带着枪。我不知道物质丰富后带来的这种膨胀感会让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我害怕会碰上这样的人，我害怕这样的人，可在一个正常的地方，一个人没必要害怕另一个人。”
杰西卡说她在美国工作那一年，成了一个基督教徒。她的婆婆80多岁，住在山东老家，一直是个教徒，可她自己从来没想过成为教徒，在美国那一年，一家三口每到周日就去教堂，如今，女儿会用耶稣的教诲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她们学校搞一个班会，本来我女儿和另外一个女生被确定为班会主持人，可到班会召开前，我女儿的主持人资格被取消了，另外那个女孩子说我闺女长得难看，黑，不能当主持人。我女儿就打电话给我，问：‘妈妈，我长得难看吗？’我只能说：‘闺女，你长得很美，每一个人都是美丽的，都是平等的。’我不知道怎么宽慰她，她却在电话里说：‘没事儿的，耶稣说过，要服务于别人，要做头也要做尾。’她能这样想，让我觉得宽慰。我们的家庭教育，一直以来都是和社会、学校的教育在竞争。我们的孩子，如果家庭教育跟不上，终有一天会发现，我们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成为一个我们不希望成为的人。”
与杰西卡不同，陈先生的移民加拿大之梦还遥遥无期，他1997年在南京办理第一次加拿大技术移民，1999年办理第二次，2003年在西安开始第三次，如今在办理第四次申请，他在电话里承认：“这个梦想离我自己是越来越远了。”他的移民之梦起源于1995年在乌克兰的留学生涯，那个地方的壮美风光和淳朴民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是什么奢华的生活，就是完美的自然环境，大家买一毛钱的樱桃吃，都会高兴，在市场上买点儿东西，顾客都会轻声细语地问，这个东西能便宜一点儿吗？不会粗声大气的说话。我看过《瓦尔登湖》那本书，我的梦想就是能在那么一个美丽的地方生活，如果我不能移民，那我过些年退休了就去新疆找这样的地方。”陈先生服务于一家大型电器公司，在南京、西安、广州、海南等地辗转工作了10多年，电话中谈起为什么想移民就激动起来：“不公平啊不公平，我辛辛苦苦打了10多年工，每年给企业创造4000万元利润，可工资一直那么少，公平吗？我在西安买了套房子，繁华地带30多层高楼，到现在已经7年了还办不下来产权证，谁能知道这样的楼手续不全，我的投资得不到保障，这公平吗？”在接到我的电话之前，陈先生刚在网络上跟人吵完架，他说他希望某人能出任总理，因为他意识到了贫富差距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谈起国家大事，陈先生愤怒了：“那么多的孩子失学，可那么多人开着奔驰、宝马，这公平吗？都说我们自己的红旗轿车好，可那些当官的谁买红旗轿车了？他们爱国吗？一辆玛莎拉蒂，多少人议论啊，这样一辆车4000多万元，能养活多少老百姓？这不还是发动机上弄个铁盖子，凭什么卖那么多钱？美国的次贷危机，他们享受好生活，浪费那么多资源，要我们买他们的国债，用金融衍生品来坑蒙拐骗，这个世界蕴藏着更大的不公平。”陈先生越说越激动，但很快就自嘲起来，“我说这些话，都是愤青言论，和我的年纪不相符，我的这些想法也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这是我的纠结所在，我希望能到瓦尔登湖那样的地方，把这些混乱的念头都抛开。”陈先生承认，技术移民逐渐缩紧，投资移民需要的钱他承担不起，第四次申请的结果可能还是失败。
对于西宁的小向而言，钱从来不是问题。他出生于1982年，父母做生意，他在成都上大学，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看见那些家在外地的同事，为了攒钱买房子累到吐血，于是辞职，回到西宁接手家里的生意，感叹西宁的闭塞，办完了新西兰的创业移民，打算把生意做到新西兰去。“上大学时我还是一个爱国青年，整天讨论光复台湾；可另一方面，为了加入学生会，又没脸没皮，请老师吃饭，请高年级同学吃饭，我猛然发现，我们对权力、对官职的崇拜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很多同学都会说，我既然改变不了现状，我就要加入其中。这时候我才开始自我教育，要把我以前学到的那些假的东西一行行删除，然后重新学习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比如国家究竟是怎样定义的，中国人这三个字的重点到底是中国还是人。我的一位朋友，孩子要上幼儿园了，入托前，父母对他的教育是，要学会打架和骂人，这样才不会吃亏。我可不愿意将来我的孩子重复一遍这样的生活，他们把孩子教育成一个坏人，见死不救，只知道吃喝拉撒。我还年轻，我只想过心地干净、有朝气的生活。”小向说，在新西兰工作一年之后就能获得绿卡，然后再考虑换国籍。
杭州的老王，已经在去年10月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他选择了墨尔本，墨尔本刚被评为全世界最宜居的城市，老王给这座城市打了99分。“空气、环境、政府服务，这些都无可挑剔，扣掉的一分，是这个城市略显陈旧，土了一点儿。不过，这里的确适合人居住。我从1994年开始做外贸生意，曾在莫斯科、约翰内斯堡长驻，以我的经验，外国人在异地总有一些紧张感，很难交到朋友，可我在墨尔本待了不到半年，手机里就多了40多个人的电话，都是我新结识的朋友，有黑人，有白人，有越南人，那里很容易交到朋友，每个人都与人为善。孩子在那边也很幸福，下午3点放学就去公园玩，在国内，他每天晚上写作业写到八九点是很正常的现象。我现在料理自己的生意，一半时间在国内，一半时间在澳大利亚，可我的孩子已经不愿意回来了，他习惯了那边的生活。”老王谈话极为从容，“我在国内生活也非常好，不会为钱发愁，可我们也有不安定的感觉，像我这样收入的人，买一套房子都非常困难，我真不知道以后人们怎么生存，现在我逐渐把财产转移到澳大利亚，就是为了安定。但我对国家不会有任何激愤的批评，毕竟我得到了利益，没有受到过任何迫害，我只是想能生活得更好、更放松。”
“我就是希望他能回到我小时候那样子——上下学自己去，走几条马路就到学校，遇见陌生人也不害怕，不用家长去接，路上没那么多汽车，汽车知道避让行人，不用给老师送礼拍马屁，就这么简单。”
“我不知道物质丰富后带来的这种膨胀感会让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我害怕会碰上这样的人，我害怕这样的人，可在一个正常的地方，一个人没必要害怕另一个人。”
(三联生活周刊)